香港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浪潮 - asiasworldcity.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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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香港2019年2月19日電題：從破局到深耕——香港積極投身新時代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浪潮如果把珠江口比作一張巨大的弓，從廣州、深圳到香港就如同一支搭起的長箭。《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出臺，猶如引弓搭箭，凝聚起整個區域7000萬人的磅礴力量，射出一支無與倫比的開放之箭、協調之箭、創新之箭。香港就是這支長箭鋒銳的箭頭。天時：時不我待只爭朝夕早上9點30分，林恒一再次坐上了開往深圳灣的巴士。作為一名落戶前海的創客，每周三次往返香港-深圳，他已堅持了三年。同一時間裏，鮮丹正走出西九龍高鐵站。他要見一家重要的銀行客戶。作為深圳一家年輕的金融科技公司CEO，香港尚呈“碎片化”的移動支付市場，正需要他全力以赴。他倆沒有現實生活的交集，但有一個期待是共同的：期望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盡快落地實施，用鮮丹的話說就是“迫不及待，恨不得明天就落地”。在鮮丹眼中，香港是他的年輕公司走向世界的磨刀石，更是最好的跳板。而在林恒一看來，大灣區是給香港一個新機遇，讓年輕人有新的發展空間。香港急需發展空間，更需要新的發展推動力。發軔於40多年前的內地改革開放，給香港提供了產業升級的巨大機遇。借助“前店後廠”模式，香港從制造業為主變為生產性服務中心，借助內地加入全球資本配置的機會，香港再變為僅次於紐約、倫敦的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正是內地經濟的崛起，不斷推進香港經濟功能的轉型，是祖國的經濟實力將香港帶入了世界經濟增長的核心地區。但與此同時，香港經濟結構也日趨固化，發展越來越依賴金融等高端服務業。這類產業的全球資源配置特點，導致人才來自全球，為香港本地創造的高級職位有限。因此，香港就業市場上出現了十分矛盾的現象：一方面失業率極低，近年多在2.8%左右；另一方面，崗位多來自零售、旅遊等中低端行業，香港青年向上流動的機會變少，收入也增長緩慢。經濟結構固化，又帶來城市創新意願和創新能力低下。財經作家吳曉波去香港一所大學講創新課程，他吃驚地發現，教室裏九成以上學生來自內地和其他地區。按風險投資數據，到2016年6月，全球有166家估值在10億美元以上的初創企業，香港卻沒有一家。從研發投入看，香港2017年研發開支僅占GDP的0.8%，不及新加坡2014年的2.198%，更遠低於深圳2016年的4%。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方舟對此感受尤為深刻。他曾見到兩個香港大學電子工程系的畢業生，因為沒有相應發展前景，都只能轉行做保險代理。他感慨，從一個側面也可看出香港社會的停滯：多年來富豪排行榜基本是原有大家族，90年代以來再未有白手起家的創業者進入。香港的高地價、高房價也極大地壓制了香港人的生活空間。就買房負擔這個戳中港人痛點的指數來說，香港連年保持世界第一。按最新數據，香港房價已達到人均收入的21.5倍，即普通人要不吃不喝21年才能買一套蝸居。在對創業空間和生活空間的雙重期盼中，2月18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正式公開發布，這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國家戰略，香港發展翻開了嶄新篇章。地利：優勢互補攜手並進深圳河靜靜流淌，一邊是山野，一邊已經是高樓林立。一派勃興景象的是深圳福田保稅區，那裏聚集著眾多初創企業。香港科技大學創校校長吳家瑋，對美國舊金山灣區的高科技成長有著切身體會，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期待香港能與內地特別是深圳攜手發展高科技。大灣區規劃綱要的出臺，讓他心潮澎湃。在他看來，珠三角區域密集的產業集群和完備的產業鏈世所罕見，香港又具有名列前茅的經濟自由度和營商環境，還有數所高水平的大學，兩者聯手簡直就是天作之合，這種高度契合的互補優勢具有相當強的全球競爭力。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聯合匯豐銀行、香港總商會對700名公司高管的調查表明，77％的受訪者對大灣區發展抱有非常強的信心，其中，最具潛力的領域是技術與創新。把大灣區建成科技創新中心，是規劃綱要中的重要一環。在中央頂層設計的推動下，中央部委與香港、廣東與香港以及穗深與香港之間的科技合作已逐步展開。2018年5月，科技部、財政部公布政策，香港大學和科研機構可直接申請中央財政科技計劃項目；9月，科技部與香港創新及科技局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加強創新科技合作的安排》；11月，中科院同意在香港建立兩個科技創新平臺。在香港與深圳接壤的落馬洲地區，有一塊深圳河取直形成的87公頃河套區域。這塊沈睡20年的土地將由香港、深圳合作建成創新科技園，成為大灣區科技創新發展的龍頭平臺。香港金融界也期待大灣區能助力香港再上層樓。作為內地資本市場對外開放的窗口，香港一直在跨境投資中發揮著橋梁作用。特別是滬深港通及“債券通”，被認為是近3年來最重要的金融基建。摩根士丹利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邢自強稱，香港在2018年“滬港通”“深港通”日均成交360億港元，隨著大灣區規劃綱要落地，外資會更加踴躍借道香港進入內地，預計2021年滬深港通日均成交額將達到800億至900億港元。香港聯交所已修訂上市規則，以吸引大灣區的眾多科技、生命科學和醫療保健公司。香港眾多金融機構也將未來的增長希望寄托在大灣區，紛紛到區內尋找機會。匯豐銀行大灣區計劃已經啟動，其標誌就是，作為首家外資銀行持有控股權的證券合資企業，匯豐前海證券有限責任公司2017年12月在前海開業。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國經濟學家巴曙松表示，未來，粵港澳大灣區內的外匯和跨境人民幣業務可將大灣區作為整體，並充分利用珠三角與港澳各自優勢，創新更多與人民幣在全球配置相適應的市場工具、管理手段與政策便利，進而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這既是粵港澳大灣區實體經濟發展的需要，也能為中國金融對外開放提供‘試驗田’與‘安全墊’。”巴曙松說。人和：群策群力跨越壁壘“去年以來，大灣區的會多，論壇多，關心的人也明顯增多。”祖籍廣東新會的內地經貿協會會長黃炳逢，已經不止一次為人解說大灣區規劃了。次數多了，黃炳逢也有了經驗。他一般先講大灣區概念，再講整體優勢，然後講香港的定位，最後講企業從中會有哪些機遇，一層層闡釋，聽的人都誇他講得清楚明白。黃炳逢的底氣來自於對內地政策的信心。2017年7月1日，《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在香港簽署。黃炳逢敏銳地觀察到，香港特區政府動作明顯加快，從行政長官到各級官員，多次到內地與各級政府部門對接。在香港，大灣區話題明顯升溫。各界人士的討論越來越具體，核心主題也越來越明確。香港各界已形成共識：粵港澳大灣區的最大優勢在“一國兩制”，堅守“一國”之本、用好“兩制”之利是建設好大灣區的關鍵。能否用好“兩制”之利，挑戰在於能否打破“跨境壁壘”。梁翠盈和余強都是香港的“90後”，他們到廣州創辦企業，以“海歸群體社交軟件”的創意，只花了一個月時間就拿到天使輪1500萬元人民幣的風投。然而，比融資還難的竟然是跨越兩地創業門檻：因身為港人但長期在內地居住，梁翠盈很難在香港登記註冊公司，進而無法以港資身份入股新創業的公司，最後花了幾個月時間才辦完手續。香港各界人士已提出不少解決“跨境壁壘”需要面對的問題。如跨境人才稅收，香港人在大灣區工作能否按香港稅制征稅？跨境專業服務，能否降低香港專業服務公司在大灣區落地門檻？跨境金融監管，能否設立協調性更強的機構？香港人到大灣區工作、生活，醫療等社會保障如何建立？就一個小小的微信紅包，內地版的香港人就不能用，因為沒有內地銀行賬戶，而開設賬戶需要有內地手機號碼，等等。香港特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聶德權介紹，特區政府對大灣區建設極為重視，成立了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為主席的督導委員會，成員包括3位司長、13位局長，可以說把整個政府的問責官員都包括進來了，這是前所未有的。委員會的重要職責就是搜集整理各方意見，協調推進。他已數不清自己往內地跑了多少次：“反正大灣區內各市已轉了一遍。”與中央各部委也會談多次，對一年多來中央出臺的多項便利措施如數家珍。他特別強調，在“一國兩制”方針下建設大灣區，是沒有先例的事，最需要創新思維，需要抓政策的突破，機制的突破。方舟也認為，粵港澳大灣區規劃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大灣區規劃更像是一個平臺，大致方向確定，能解決的問題確定，大家還可以不斷把新的問題放上去，不斷去解決。規劃制定出來，不是一勞永逸，更不是一蹴而就，它本身就是一個不斷改革創新的過程。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粵港澳大灣區要實現人才、資金、貨物的無縫對接、充分交流，沒有先例，談何容易。只有群策群力，不斷摸索實踐。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面對內地經濟崛起、科技爆發，在國家復興的偉大征程中闊步向前，越來越多的香港人期望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搭上國家發展的快車，為香港、更為自己開辟出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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